飛機與手機的全球生產與組裝是制造領域的全球化典型，而利用資本在全球范圍內實現技術、生產、 市場整合的跨境并購則是資本跨國運作的高級階段。國內有市場，發達國家有技術是跨境并購的堅實基礎；人民幣國際化、一帶一路、投資亞歐非等戰略為跨境并購提供多元契機；站在市場化運作的角度， 當下跨境并購的優勢與困難點在哪里？如何從大國戰略中借力？為數不多的一線專業實操者的建議值得借鑒。

2017（第五屆）國際視野下的創新與資本論壇精彩觀點回顧

論壇主題：全球并購，投資全球；跨境并購正當時，并購為王的中國時代。

主持人：信中利資本合伙人、董事總經理劉朝晨

嘉賓：

香港富華國際集團董事長 趙勇

英飛尼迪集團董事總經理 胡斌

加拿大GIC集團 首席執行官 DavidCarbonaro

會同資本創始合伙人、總裁 蔣華

軟銀中國資本管理合伙人 宋安瀾

長江商學院金融學教授 周春生

云研創投創始人 李利凱

廣聯達高級副總裁 王愛華

劉朝晨：我是本論壇主持人，信中利資本董事總經理劉朝晨，現在既管理中國新三板掛牌公司，還持有上市公司，在跨境并購方面，像對德國醫療健康的并購投資，對英國的投資，在歐洲和美國科技方面，也有很多的布局。

回顧一下剛剛過去的2016年，據國際權威機構統計，全球總體并購總額是3.6萬億美元，同比有了17%左右下降，但是中國異軍突起，在2016年全年，中國企業跨境并購金額超過所有國家，達到2210億美金，是2015年兩倍之多，創歷史新高。在這樣的并購進程中，在去年12月份政府出臺了關于中國外匯出海方面一系列的管制性政策，尤其對中國地產公司，包括一些專項的SPV，包括對虛擬經濟和過高估值的公司一系列嚴格的管制，包括今年一月份，對私人公民，對外匯換匯方面進行材料登記的更新，無論是學者，還是國際投資伙伴，還有產業投資人，大家面臨的是共同的問題，希望每個人從自己的角度談一下，面對這個趨勢和市場上的情況，大家對2017年中國跨境投資的趨勢和應對的策略有什么樣的思考和建議。首先請胡總開始。

胡斌：這個政策影響很大，特別是對大額境外投資，因為我們也是跨境投資的境外主體，但是我們關注于高科技的投資，也是符合國家政策取向的。目前我們單個項目對外早期的科技類投資，在一千萬美金以下，基本上也做了幾個小案子，目前來講還可以，要求材料提交的詳細一些，和以前的感覺主要是材料的詳細程度，時間沒有以前那么快，對外投資金額對我們的影響不大，如果大額的話可能會有一些影響。

劉朝晨：宋總和蔣總科技方面投資比較多一些，你們二位觀點怎么樣。

蔣華：我同意胡總的說法，高科技這類國家是鼓勵的，但是對外國的標的物來說，我們國家現在外匯管制政策，對現在有期限的收購會面臨挑戰，這也就是國外比較好的標的物，在時間約束比較強的時候，中國的資本如果是人民幣的狀態兌換成美金再做收購的話，有非常嚴峻的挑戰，對對方來說不確定性會增強。從長遠來看，在美元資本上，比如說聯合國際資本，一起做高科技企業的收購，這是比較合適的，越是中資背景越強，國企背景越強，和中國高科技聯系越強，面臨的監管越嚴格。

宋安瀾：對我們影響也不大，因為我們主要是美元基金，雖然有幾十億的人民幣基金，人民幣和美元都可以投。軟銀中國基金的要點：我們投資主要的說法叫專注于中國但是也兼顧全球，投資大部分是希望有中國的角度在里面，如果我們投澳大利亞，投硅谷的，投其他地方的也可以投，但是要有中國概念在里面，這是我們的要點。至于說資金方面呢，因為我們是美元，不存在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和在座的人民幣基金合作，如果你們有境外的項目可以一起做。對于投資來說，因為我們做科技投資，我們認為，如果能夠把境外的科技和中國的市場結合起來，這個是能產生非常好的投資效益的。舉個例子，我們在澳大利亞有很多的投資，有軟件企業，新材料企業，有環保企業，它那邊的科技開發還是很快，很先進的，但是那邊市場很小，所以我們很多投資項目，把高科技企業和國內的市場結合起來。舉個例子，做環保的，治水在那邊沒有什么作用，但是到中國的話有很大的作用，兩邊一結合就有很大的效益。

劉朝晨：他們的感覺是跟中國市場的結合，在這方面得到國家大力鼓勵，我知道在這個過程中，也受到西方國家政策方面一些敏感性的反饋，這個話題我們一會談。我們請趙總，從產業資本的角度，針對提到的政策性管理怎么看待今年的趨勢。

趙勇：我們海外投資兩三年前開始，我們當時收購了墨爾本的一個飯店，當時主要是海外審批時間比較長，后來政策改成了備案制，一兩個星期就批下來，所以感覺海外投資非常快捷了。當時中國審批很容易出去，近期因為我們收購百悅酒店以后，在新西蘭獲得了一個位置，建第二個百悅酒店，已經開工了，這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因為開工的項目每個月要有工程款付的，如果資金沒有搞好，一開工之后資金不能到位就會影響很大，工程可能會停了。這個事可能也不是今天策劃的，可能在之前，包括我們的資金在國內審批以后，通過內保外貸，國內的資產抵押給銀行，銀行開保單到投資國受理的銀行，保證了資金能夠出去。另外，還有一個是跟當地的銀行做溝通，當地對酒店產業，旅游酒店很支持，因為新西蘭也是旅游國家，當地銀行也能夠支持，所以在投資海外的時候，最好能夠把資金規劃好。據說最近限制可以放開一點，批的可以出去了，這個也要適應，這是我的看法。

劉朝晨：王總，你們兩年前做了北歐的收購，如果你們有新的布局，現在怎么看待目前的政策呢，有什么影響？

王愛華：目前的政策形勢我們也是非常關注。總的來講，從公司戰略來說沒有因為政策形勢做戰略調整，因為國際化是我們很重要一塊，并且國際化里的實施手段，一塊是自己的產品往外打，第二是投資并購，戰略上還在積極推進，并沒有受政策的影響。具體的方式來講，現在也和投行伙伴積極商量辦法，從總體上來講，我們周邊的伙伴給我們也出了一些辦法，第一這是有辦法可以解決的，包括宋總這邊。第二從我們做的事情來講，在高科技領域，從國家政策來講，這些真實的并購應該是可以得到支持的，謝謝。

劉朝晨：周教授您對跨國并購研究多年，而且您很多的學生也是中國企業界第一線的從業者，請問您在課堂里面對最新政策的跟蹤是很謹慎的，您有什么建議？

周春生：現在在美國民粹主義越來越明顯，趨勢越來越強烈的背景下，中國自然要扛起全球化的大旗，新的政策不會對有真實需求的海外并購給予非常嚴苛的限制。政府的考慮，我們有一個大的背景，就是人民幣貶值預期比較強烈，外匯儲備減少，采取的措施是防止資金投機或者避險型目的外逃，而不是真正為中國經濟增長帶來正反饋效應的的資本運作。比如現在搞“一帶一路”，我們也允許，要到海外做一些投資和收購，但政府的目的非常明顯，我們搞“一帶一路”，搞全球化，是希望“一帶一路”能夠為中國拓展更廣闊的市場，帶動中國商品對海外的輸出，包括像建筑設備，總書記、總理積極推進的高鐵等等，我們就要到海外投資并購。另外我們需要技術，能夠跟我們現在的產業轉型，結構調整，創新升級，緊密聯系在一起，如果中國企業到海外獲取對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發展有積極的效應，或者說對中國商品出口打開更廣闊的市場，在這方面政府一定是支持的。但是現在政府也希望我們限制假借投資的名義到海外買賣房地產等等，所以我認為對于真實的，對中國經濟國際的增長和就業有幫助的投資，可能手續上更麻煩一些，但是不會有太多實質性的影響。

劉朝晨：謝謝周老師，我理解政府是希望所有并購和經濟轉型一樣，是跟實業像結合的。David Carbonaro你是唯一一個在座的來自海外的嘉賓，你們也面臨跨境方面的問題，剛才簡單和您的同事聊了一下，他也談到了加拿大監管的規定，他告訴我現在的挑戰還是很大的，因為幾個中國的合作伙伴做了這樣的規劃，但是現在沒有辦法按時交付，您對此有何評論，和我們分享一下。

David Carbonaro：這是大家關切的問題，就像全球一樣，我們也密切關注政策和監管條例、監管規定。剛才周教授說的，我也非常同意，這些新的監管規定是政府希望能夠應對資本外逃，但是加拿大公使銜參贊已經說了，加拿大非常開放，加拿大新的特魯多總理是非常親華的，到了加拿大就可以看到中國的投資，中國的企業在加拿大帶來的積極的影響，中國的投資在加拿大是非常受歡迎的。加拿大是一個卓越的創新的中心，我們有很先進的技術，清潔技術和農業技術都很好，兩國政府關系變得更密切，甚至達成自由貿易協定，在那個時候我們會看到加拿大有更多的中國企業在投資，加拿大非常歡迎來自中國的投資。到目前為止，我們不得不說，中國在加拿大的投資，以及中國在加拿大的移民是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的，我想這樣的態勢會繼續下去。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和中國的資本方不應該有任何的顧慮。

我想在座每個人都知道，美國最新的動態，很多的外國投資者都很顧慮，就是美國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動態，他們很關注。加拿大當然也會關心，因為美國是我們第一大貿易伙伴，因此加拿大肯定要聰明一點，要跟中國建立強有力的關系，加拿大有一定的規則，對某些行業的準入要有一些批準才能準入。但是對加拿大來說，我們不像美國人那么顧慮和擔心，我們的總理特魯多已經宣布放松相應的規則，就是航天航空方面對中國的規則已經放松了。長期以來在很多國家這個都是受保護的，航天航空的行業涉及很多軍方的技術，但是加拿大總理已經說了，放松對中國的限制，這樣加中關系會進一步加強，這對雙方都是有利的。

劉朝晨：問一下胡總，關于以色列，尤其過去兩年大量中國資本走到以色列的時候，會遇到一些敏感領域的壁壘和約束嗎？

胡斌：說到以色列，這兩年我感覺國內對以色列的興趣大增，以色列這個國家也開始朝東方看，最開始是朝西方看，加上美國的猶太人實力也很強，因為他們是一個民族。中國國力強大以后，我們對外投資，很多國內龍頭企業，包括一些大的國企，特別是一些龍頭的民營企業開始在以色列收購一些高科技的公司，收購以色列的龍頭公司，引起了以色列各界的反響，覺得中國人也愿意出議價購買他們的品牌，購買他們的先進技術，因為以前他們總認為中國對知識產權是非常不尊重的，所以說他們對IP保護意識非常強，你到以色列看這個小公司，十幾個人可能一年銷售收入幾百萬美金，你付出幾千萬美金收購它的時候，中國人也出不起這個價，后來中國人認同了他們的技術，在全球的產業鏈和市場上有非常獨特的競爭優勢的時候，和中國人的合作就越來越多了。原來在戰爭中可能會衍生出來，主要是在TMT，特別是醫藥醫療方面，他們是世界級的醫療水平，因為有很多實用的醫療技術，包括網絡安全的技術，包括遠程監控的，包括在一些細分醫療方面，包括美容的產品，跟生活和救護，減少在戰場上士兵的損傷產生的救護技術，這些方面和中國合作越來越多了，在這個細分領域上我們做了很多投資案例，現在很多國內投資人對這個非常感興趣，所以在互聯網的安全，在一些信息的傳輸和監控，在一些健康醫療的領域上面，我覺得合作空間非常之大。謝謝大家。

劉朝晨：胡總抓緊時間做了宣傳和廣告，他已經衍生到了以色列和中國投資的機會，也是非常好，旁邊有一個以色列的路演。周教授，請你就我剛才說的，歐洲開始對中國的高科技龍頭產生了不同的聲音，您怎么看？

周春生：這種現象應該說是中國面臨走出去的時候一直存在的問題，對加拿大，對美國，對歐洲相互之間的并購，這種問題通常不那么敏感。我們因為政治制度上，意識形態的差異，特別是在中國不斷崛起的過程中，我們現在成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全球最大的對外貿易國，我們也從政治上、軍事上，隨著經濟的增長，從弱國漸漸走向強國。從別的國家角度來看，引起這樣的反應某種意義上也是我們預料之中的，但是這種反應往往會被媒體推波助瀾，所以未必非常敏感的技術，一旦通過媒體的渲染就會變得非常敏感。就是說我們在海外做高新技術并購的時候，第一并購的主體是什么，如果涉及到軍工方面的國有的企業，我估計做成的概率更低。第二個就是在傳媒方面的公關和引導，傳媒一定會影響政府的議會和監管機構的想法，我們國內也知道，甚至有一些案件，如果變成公眾事件，法院的關注度都是不一樣。在國外程度不同，但是這種現象也是存在的。我記得好多年前了，中國的企業走出去，應該是中海油還是中石化的跨國并購遇到了這個問題，我們很多事情，很多工作沒有做好準備的時候，國內的媒體就開始高調宣傳，也影響了國外媒體的注意，最后這件事情認為非常敏感，不了了之，被否決掉了，我認為這些經驗和教訓是值得我們吸取的。如果我們在國外并購確實涉及到一些技術，有可能會受到政府的關注的，我覺得前期的工作一定要準備好，避免產生所謂的沉默成本，投入了大量的資金、人力，特別是時間，最后這個事沒有做成，我覺得這個沉默成本一般是無法回收的。包括在簽訂相關的保密協議方面，我覺得要有非常專業的，法律方面和政策方面的專業意見，幫助我們應對國外可能進行的審查。

劉朝晨：周老師強調的關于法律的充分性準備，確實在跨境并購里非常重要，提到了媒體，媒體也是雙刃劍，我們很多國際并購，有時候更需要低調一點。這是跨境并購中的挑戰之一，實際跨境并購比國內并購復雜很多，在這里面，像趙總、王總他們作為實業企業，在過去有過多年的跨境布局，我想請你們分享一下，在不同的區域，無論是澳洲、北歐和歐美操作過程中，在產業投后整合過程中，以及交易達成的過程中，遇到的最大的挑戰是哪些？

趙勇：其實很多民營企業走出去會經歷四個過程，一個是走出去之后不知道上哪走，怎么樣找項目，可能要經歷一段時間。一開始說找項目，上美國、歐洲找項目，也不知道哪個項目適合你，看了很多，開始找的時候就沒有方向性。但是你也得必須經歷這個，經歷了這個過程以后，覺得哪個地區適合你，經過磨合以后也能確定，最好你是對哪比較合適的，能找到朋友，找對感覺的，這是第一個過程。第二個，你找了很多項目，下不了決心，看不準，覺得哪個項目適合你，你出國跑一圈看十個八個，有時候也是看不準，這個問題還要根據自己公司的情況，你在國內做的比較熟悉的行業。我在海外選擇酒店，北京有四五家酒店，我有這樣的管理人員，酒店項目拿來以后有團隊可以分析，可以做專業的考察，可以算賬，可以對收購的管理公司做對接，這樣的話就能讓你能夠判斷哪些項目可用。另外，還存在第三個問題，就是看好項目以后下不了決心，猶猶豫豫，因為海外很多好項目也是爭的，如果不迅速決策，有時間下決心的時候項目就賣了。就這一點，咱們在海外投資花的工夫要特別專心的去關注，看好了馬上決策。第四個，買了這個項目以后管不了，很多項目拿來以后，人家有一個團隊，接手以后全靠國內的人員出去管也不行，最好這個團隊還是利用海外的，或者已經成熟的團隊，更多的是支持他們或者相信他們，不能收購完了以后全部變了，這也是很麻煩的事。我想這四方面處理好了，走出去還是很好的。因為外國管理很成熟，法律很健全，各方面很成熟，沒有太多的麻煩事，這幾方面大家要關注。最大的挑戰關鍵還是自己，你自己是不是有這樣的團隊可以支持你，你收購了國外的項目以后，怎么樣為國內的項目爭取支持，現在我在養老地產方面探討，國外在這管理很好，咱們硬件不缺，蓋好房子包括投資國內都不缺，關鍵是管理，我希望把國外的專業機構，做的比較成功的機構引進來，把他們的管理理念和標準引進來。

劉朝晨：趙總講了幾點，往哪走，看準，決心快，管的好。王總，我知道你們把國內的產品通過國際渠道往外賣，能不能分享一些經驗，有什么樣的挑戰。

王愛華：我簡單把我們的經驗和大家分享一下，并購的挑戰第一條是并購前期的戰略和業務上的判斷，不光是企業，自己缺什么，它有什么，這個問題大家都會想清楚。第二個問題，一般并購的標的或多或少都是有問題的，如果自己做的非常好，一般來講買的機會也不多，所以一定要很清楚識別現在發展的瓶頸和障礙是什么，并購以后是不是能幫它解決問題，這一點是很關鍵的。我們碰到的標的確實是到了瓶頸期，可能是因為創始人的原因還是什么原因，這是第一條。第二條，在整個商業的過程中，一定是和最專業的伙伴合作，無論是投行，包括會計師、律師，我們做芬蘭這個項目，這個項目非常小，律師也是請當地最好的律師，會計師也是當地最大的，確實是幫助很大。第三個點，在投后，并購交割結束以后的整合過程中有兩個關鍵點，第一點就是雙方人的融合，人的融合是一切的根本，首先還是要了解，相互之間了解越多，后面共識就越好共識，越共識就越好調整。了解的基本前提就是溝通，這種開放和尊重，我們認為是第一位的。總的感受，和國際的標的公司打交道，相對來講他們的商業環境比較成熟，這些人職業素養非常到位，所以不用有太多的擔心，你要尊重他，特別是放下國內的管控，像一竿子插到底的沖動，這是需要關注的。第二個是在事上，比如說芬蘭這個案子，一定讓整合的公司迅速看到希望，看到前途，當時做這個案子的時候，我們派了一個開發主管過去，把它的技術學完，他們的團隊是很好的團隊，但是因為各種情況一直沒有把想法做出來，我們收購完了以后我們加大了對他們的投入，差不多7個月的時間，花了很少的錢把他們想了三年想做的產品做成了，這個產品做成了以后，在歐洲那邊賣的很好，同時這個產品順利的進入中國，在中國開始推廣。另外，他們同時在中國也有團隊，針對中國的需求也有想法，但是芬蘭那邊一直沒有變現，我們接手以后，這個人帶領一個團隊，把他們提的需求做出來了，這個東西除了在中國賣的很好，現在也推到歐洲賣，現在整個項目成長非常好，無論是收入還是利潤都有很大的提升，總體感覺比較滿意。

劉朝晨：非常同意王總說的觀點，發現問題，關鍵是你有沒有解決問題的能力。比如我們關于德國醫療健康的收購，我們注入了更多的資金，另外要對接中國市場，我們把不錯的產品，和中國好的分銷商進行了對接。再一點，就是聯合，像趙總也提到，聯合當地最好的合作伙伴一起做，三年多以前我和意大利的一家基金共同投資了馬丁，當時是由意大利的合作伙伴負責全球，我們在中國幫助中國和亞洲的合作進行對接，之后產生了巨大的變化。

時間有限，跨境并購不光是并購，還有很多的投資，尤其這幾年針對科技方面，既有產業性并購，也有早期科技的投資布局，在這方面，除了胡總分享的，大量的中資資本到以色列，以色列到中國，也有包括對北美的信息科技，醫療科技，包括對歐洲的節能環保。請問宋總和蔣總，在過去2016年大量中國資本，美元資本像軟銀有自己的優勢，但是也有中國人民幣基金管理人募集了一些外幣資金，重點做的不是產業性的并購，反而是早期科技的布局，他們說的原因是，中國的項目成本太高了，太貴了，美國更便宜，歐洲更便宜。但是經過過去一年，美國的市場我們知道增長了很多，您覺得這樣的趨勢具備很強的可持續性嗎？

宋安瀾：因為我是兩邊跑，硅谷和墨爾本，悉尼到處跑，現在有很多國內的基金開始往境外走，比如在硅谷做一個創新基金，專門找硅谷的企業投資，越來越多。實際上我個人感覺，國內很多企業絕對比硅谷高，硅谷即便很高，國內更高，這是我的體會。實際上很多高科技的初創企業不是最貴，可能在澳大利亞可能更便宜。舉個例子，澳大利亞它有一個叫CSRO，它研究出很多先進的東西，但是沒有市場。我們專門有一個基金在那邊，把它的高科技東西進行產品化，然后到中國使用，我發覺是一個非常好的一條路，怎么把科技和市場結合起來。比如剛才講的治水的項目，原來是用在航天里一個特殊的膜，非常高科技，創始人腦筋靈活，一轉用到民用治水上，效果很好，但是在澳大利亞沒有用，我們引進來以后發展很好，中國江河污染很厲害，產生了巨大的協同效應。剛才他們也講了跨境并購，我做了很多的并購，有一個要注意的問題，這個中間有文化的差異，開始溝通的時候一定要注意技巧，我一個慘痛的教訓，我們去談一個公司，各方面都是對的，但是談的時候，老先生準備聊四天，第一天就說你們走吧，因為去談的人，他很驕傲，一下子說我要控股就覺得很不舒服，這點特別重要。而且一定要找當地最好的專業人士幫忙，最后通過當地人幫我們拿回來的，謝謝。

蔣華：我在加入創投領域和PE領域之前，我是美國一家芯片公司全球副總裁，我深刻同意剛剛宋總講的。在核心的高科技領域很多很好的團隊在歐洲，在澳洲在美國、加拿大存在著，其實在國內，舉個例子像大數據，大數據的公司現在估值非常高，他們也做的很好，但是確實也發現，這樣的團隊和國內的產業，包括很多國內上市公司，他們都有自己的醫療行業，包括交通領域，很多上市公司有自己的大數據和數據庫，但是如何用合適的團隊做挖掘，清洗，建模，達到應用，和國內大數據團隊結合，還是我們用另外的辦法，投一些國外領先的高科技的團隊。剛剛宋總講的非常認同，最近幾個月也看了一些硅谷的團隊，大家知道大數據領域核心的專家，核心的專家帶的團隊就那么幾個人，或者是他們學生的學生到中國發展創業的海歸人員，這塊我是高度認同的，我們還是要把風險投資和國內的高科技產業相結合。第二個，我們不論在做并購還是投資，我們應該堅持結構投資和價值投資。結構性投資，我贊同趙總講的，結構投資誰，我們自己要想清楚，其實投資是投資自己，我們自己應該分清楚要的是什么，能不能要這樣的東西，這個標的物本身能不能跟我們現在還有的產業鏈相結合。第二就是發現價值，團隊本身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能夠依賴的合作伙伴，比如說是專業的團隊，他們是誰，他們有沒有在核心領域有自己的專家資源，不管在美國、加拿大還是在以色列，他們是不是非常了解這個領域。所以我也是做一點點小廣告，其實我們是術業有專攻，在每個領域都有每個領域非常擅長的團隊，他們在當地，不管是在加拿大、以色列還是在歐洲，包括美國，他們都有非常資深的產業資源，耕耘了30年，20年，其實他們是很好的標的。剛剛非常同意王總講的，好的東西不會賣出來的，當它想賣的時候一定有問題，這個問題第一能不能解決，第二這個好的東西我們怎么跟蹤，怎么磨合，怎么把它爭取過來，這是需要我們很強的專業技術能力的，因為你要跟它做對話，要懂得國外科學家叫高處不勝寒，你的團隊有沒有這樣的人，和他這樣的水平的。第二個就是管理，要有開放的心胸，也要有他信任的基礎。第三最難的就是文化的融合，就是人的融合，這一點上因為資本本身是融合的，比如說和上市公司一起聯合，其實是能夠完成比較好的投資方向的。

劉朝晨：謝謝，因為時間有限。最后請每位嘉賓思考一下，對2017年甚至延續到2018年，海外投資并購的重點行業，重點的國家，給在座很多投資人和產業資本提至少兩個建議？因為2016年有大量的數據，我們在家電領域的投資，在游戲和傳媒，比如萬達對兩家影視傳媒公司的并購，騰訊做的并購，包括海爾和美的，對東芝夏普這些公司的并購，2017年的重點領域在哪里，相信大家很關注。而且2016年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點，無論從交易的活躍度、金額和數量上來講，民營資本已經超過了原來的國有資本，請王總。

王愛華：因為我們做產業的，給大家建議不太好給，只能說我們現在在大建設領域，在北美和歐洲尋找大建設領域優質的創新和標的，如果大家有類似的可以推薦給我們。

周春生：我覺得還是盡量結合中國經濟發展市場的需要，包括高端消費，包括新技術方面的，還有稀缺資源方面的，這樣的話政府也支持，你也掙錢，又能促進本國的經濟發展。

宋安瀾：因為我們投資有很多方向，我講我個人感興趣的，在新的一年里我們會持續關注新能源和新材料，尤其是國際上高科技的新能源和新材料。尤其有一個點，電能存儲的技術我是非常關注，非常喜歡。

蔣華：我也是這樣，主要關注的是物聯網、大數據和高端制造，我們關注的國別主要是歐洲和北美。

David Carbonaro：在加拿大有很好的機遇，加拿大在減少對美國的依賴度，這對中國是投資機會，比如汽車零部件，還有醫療器械，高科技方面，中國的收購方應該找好的技術，讓他們在加拿大能夠實現很好的投資，而且能夠把中國的東西出口到加拿大。

胡斌：今后幾年我們還是關注旅游和健康，因為國內人生活提高以后很多人要去國外旅游，我們到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做調研，去年中國游客量增長了20%到30%，但是他們的旅游設施跟不上，我們投資這些肯定前景非常好。

趙勇：因為我們是做高新技術的投資，特別關注以色列，從我們的機構和我本人來講，希望在醫療器械，特別是在心血管方面，還有對互聯網安全，這兩個領域是我們今年特別關注的兩個領域。謝謝。

劉朝晨：感謝各位嘉賓，總結出兩點，基本上是兩個核心的驅動力，科技升級，消費升級。在這個過程中，所有面向市場，面向世界進行整合的投資人，財務投資人要善于和產業投資人結合，產業投資人應該更好的和財務投資人聯盟，而且聯盟不局限于國內機構，應該更加國際化和當地最好的團隊進行共同的聯盟，因為投資是一個共贏的市場。謝謝各位。